Respond. Reflect. Rethink – 反思疫情,展望未来(2)

如果新冠疫情也需要有一句座右铭,它可以借用斯坦福商学院一直以来的motto: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种病毒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世界。在人员伤亡、经济混乱和持续的不确定性中,疫情的流行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重新思考很多当前做事方式的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返回教室和办公室,疫苗带来的短暂平静又让位于病毒的Delta变体。从疫苗分发的机制和伦理到对大流行后的工作场所和经济走向的想法,我们请到一些斯坦福商学院的教职员工来分享他们对过去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对未来后疫情时代的展望。本文是此次系列采访的第二部分。

 

 

Steve Davis: 从受疫情启发而得的创新中获益 — 由这次疫情流行引发的伟大想法会不仅仅是昙花一现吗?

Steve Davis说,新冠疫情为“社会创新的实时研究提供了一个培养皿”。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数字健康技术咨询小组的联合主席,他目睹了用于测试和追踪的数字工具的激增,他将这种现象比作“饮用了创新的泉水”。撇开隐喻不谈,Davis说,现在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以确保这些好的想法能够真正奏效、扩大规模并惠及那些需要它们的人。

你似乎正以完全乐观的情绪度过这场疫情大流行?

挑战肯定会有很多,但我并不是盲目乐观或过于幼稚的。因为有三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希望。第一是整个创新社区在过去18个月中所体现出的状态。我认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大部分变革都是出于必然性而创造出来的,动荡会迫使创新、发明和调整加快出现。而这次疫情流行中的状态似乎正在遵循这条道路前行,这给了我希望。

第二是多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更频繁、更有效地将私营、公共和社会部门聚集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以及创造更好的卫生保健系统。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合作。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合作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以及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机会。

然后,最后一件事—作为一名教授这样说,听起来好像很陈腐—是与我一起工作的许多年轻人的才华和乐观。有很多下一代的领导者看起来与我这一代的领导者大不相同:他们的背景更加多样化,视野更加全球化,更加关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以,我觉得现在仍然有很多机遇,而不会倒退。

您认为大流行带来的这些创新不仅仅是昙花一现,对吗?

是的。我有幸能够接触到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想法,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凡的经历。一系列围绕测试和治疗的创新工具都非常成功,并将被构建到未来的卫生系统中去。虽然最初的远程医疗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一年后的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说,“为什么我需要去诊所或是医院才能找到我的医生呢?” 而对于在线教育领域来说,我们可能刚刚将它的普及速度加快了十年。我们拥有所有这些新的数据可视化、聚合和分析功能—而且世界上的每个人几乎都知道了拉平曲线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些创新正在改变我们对疫情流行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很多事情的集体心态。

当人们对解决方案的需求如此迫切时,您觉得如何才能确保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到尽可能多的人?

疫情流行期间并不是一个可以试验和测试全新想法的好时机。在许多领域,为了应对危机,很多概念和想法即使并不完美,也必须尽快付诸实施。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能够用来匹配这些技术创新和迫切需要帮助的社区。因此,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下一次大流行之前,建立起更好的全球卫生架构、融资和政策框架。

疫情大流行期间并不是一个可以试验和测试全新想法的好时机。在许多领域,为了应对危机,很多概念和想法即使并不完美,也必须尽快付诸实施。

我们目前进行的复杂对话之一就是,应该如何管理这个正在迅猛发展的数字健康领域—包括远程技术、人工智能、自我报告工具和远程医疗等等。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监管机制来决定哪些工具是好的,哪些不是。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领域的发展受到过度监管,因为它们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创建一个由企业和创新社区共同推动的相对松散的监督机制。但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能让一些人借机逃脱应有的监管。

多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是否与更好的监管需求相一致?

当下监管的缺失实际上阻碍了创新的发展。许多人都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但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政策框架来保证获取的公平性,所以这些想法往往没有得以实施。大家不知道该去找谁,也不知道某种技术是否会被批准。虽然在硅谷大家通常都认为监管是创新的障碍,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缺乏监管和适当的公共部门的参与实际上阻碍了创新的发展。
 

 

Susan Athey: 为疫苗设计一个更快、更好的市场机制 — Susan Athey和一组经济学家一直在推动疫苗产能的空前扩张。

当这次新冠疫情来袭时,疫苗的生产不仅对于挽救生命,而且对于全面重启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尽管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利益,但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不太清楚应该如何构建疫苗研发和采购方面的投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usan Athey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共同创立了Accelerating Health Technologies,用来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指导,并帮助他们量化快速扩张的疫苗生产的成本和收益。

尽快生产新冠疫苗会遇到哪些经济方面的挑战呢?

在这次疫情中,制药公司需要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向公众大规模地提供疫苗,这与他们以往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以至于,即使是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专家,也面临着难以量化的风险。每个特定候选疫苗的成功概率,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从疫苗制造商的角度考虑,必须保证一切顺利,才有可能收回投资。

过去,制药公司也曾经研制过这种紧急疫苗,但在流行病消退后,政府的资助就撤出了。因此,在本次疫情中,几家公司的疫苗研发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成功,这真是令人惊讶同时也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不仅发现了有效的方法,而且对于其中几家公司来说,还可以迅速地说服董事会并以最快的速度以全新的技术创造了疫苗生产能力。

您和您的同事提出了哪些激励措施和模式来帮助加快疫苗的生产呢?

疫苗与许多其他商品不同,因为它们主要是由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购买,社会效益与可能向制造商支付的合理费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时,政府就应该站出来说,“好的,我们将承担前期投资的风险。” 我们认为,直接在疫苗研发前期为有风险的产能建设提供资金,比承诺之后已更高的价格购买更能够有效地激励制药公司。

我们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即使考虑到失败的风险,仍然值得在确定哪些候选药物会起作用以及真正的需求数量之前,就投资大量的疫苗生产能力。因为预期的收益将比成本大上一千倍。我们还主张政府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风险投资组合:你押注在10件事上面,其中之一会得到回报。只要有一件事取得了成功,大家就会很高兴,而不会因为你在其他事情上的失败而感到沮丧。因为坦率地说,这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在不断有人死去,经济运行能力持续不足,并且很可能出现新变体的情况下,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们正在尽可能地缩小我们在2021年大部分时间里所面临的巨大差距。你虽然明知道这样做是有效的,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全世界接种疫苗,即使是在那些可以支付足够费用的地区也是如此。在不断有人死去,经济运行能力持续不足,并且很可能出现新变体的情况下,每一天都很重要。

你们所提倡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了呢?

我们与所有愿意倾听的人都进行了交谈—包括数十个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其中一些政府及组织也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我认为美国政府是很早就知道了的。但是障碍不一定在于政府高层的理解,也有可能来自于政治和官僚主义。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可能是提倡这些方法的,但是在实际贯彻这些想法时,还是会遇到障碍。政治决策者往往过于担心浪费金钱,或是只愿意在疫情流行结束后才交付资金。但他们可能低估了如果成功将会使人民受益多少,或者以后想要迅速扩大规模会有多困难。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你曾经提到,如果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我们本可以在今年秋天之前为全世界接种疫苗。我们错过了什么扩大规模的机会呢?

我们还没有触及到的一件事是科学研究的效率过低。许多疫苗试验都需要涉及多达三万人。考虑到风险,如果我们能够在多个国家/地区同时进行规模更大的试验,就会更快地得到结果。在疫苗推出的初期,我们每天都为数百万人进行接种时,其中一些人其实可以接受间隔和剂量等方面的试验。我们本可以密切关注更多人,定期对他们进行测试,但是我们错过了学习所有这些东西的机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学习和继续优化具有巨大的价值,在这场疫情大流行的各个方面,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在收集信息和利用这些信息来优化后续反应方面都投入地不足。

如今已经具备的疫苗生产能力,是否让我们为未来的疾病流行做好了更好的准备呢?

新的疫情以后肯定还会出现。在整个供应链中创建整体产能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建立起更大规模的产能,在平时可以利用它们来生产流感疫苗或其他种类的疫苗。成本其实并不是很高。然后,如果再次发生疫情,我们已经拥有了生产能力和完整的供应链,就可以较快地重新利用它们。我们既可以在维持产能的同时服务全世界,又确保了我们自己免受流行病到来时所造成的巨额成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