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pond. Reflect. Rethink – 反思疫情，展望未来（1）
如果新冠疫情也需要有一句座右铭，它可以借用斯坦福商学院一直以来的motto：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种病毒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世界。在人员伤亡、经济混乱和持续的不确定性中，疫情的流行其实也为我们创造了重新思考很多当前做事方式的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返回教室和办公室，疫苗带来的短暂平静又让位于病毒的Delta变体。从疫苗分发的机制和伦理到对大流行后的工作场所和经济走向的想法，我们请到一些斯坦福商学院的教职员工来分享他们对过去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对未来后疫情时代的展望。本文是此次系列采访的第一部分。
Michael Spence: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前景 — 保持乐观和谨慎的理由都有很多。
诺贝尔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7月份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到：“尽管看起来令人惊讶，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带来生产力提高和繁荣的新时代。” 总体来说，Spence对长期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持谨慎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警告说，Delta病毒变体、缓慢增长的全球疫苗产能以及极端气候现象等因素正在对此造成重大阻碍。
目前的经济增长前景如何？
三个月前，我会说我们的复苏正在进行中。但是现在，我只能说Delta变体是一个多维度的重大挫折，我们将不得不恢复某些限制性的措施。当我说“我们”时，我指的是整个世界，尤其是对在疫苗接种队列中排在后面的国家影响更大。
当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仍然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你很难能看到一个完善的全球经济的前景。如果再加上近期的各种惊人的极端气候事件，我认为虽然还不能充分证明它们是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巨大阻力，但已经很接近了。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经济复苏的前景要比以前弱得多。
是什么推动了最近生产力的提高？
以前，创业活动和相关的创业生态系统主要都集中在硅谷或美国的少数中心城市，但现在，它们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这是过去的10到15年里，在全球各国迅速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如果将技术的加速采用与疫情流行期间人们愿意尝试的处理事物的新模式—比如远程工作、分布式操作、远程医疗等等—结合起来，就会再次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一次巨大的变化。
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高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虽然我们倾向于称之为技术，但实际上应该说是企业的运作方式以及拥有多少人力资本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还不够到位—它们只是部分与疫情的流行有关—改进这些方面会增加经济强劲复苏的可能性。
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带来产能的增加或所需工时的减少。你能谈谈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吗？
这主要是一个关于数字化技术的问题。数字化转型即将来临，事实上，它已经在进行中，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趋势。许多工作都将发生变化，并且将需要不同的技能组合。在更深的层次上，数字技术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它们会增强和取代人类，你可以同时看到这两者。关于这一影响将发生的精确程度以及它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还存在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但这次疫情的流行毫无疑问地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状况，也加快了数字化技术的转型速度。
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我们就很难能看到一个乐观的前景，因为这个参与者太重要了。
鉴于当前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企业和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过去18个月内发生的积极变化不会被浪费？
一个比较现实的乐观前景仍然是有可能发生的。我认为，随着政府在物理或数字基础设施—比如物流、高铁、人力资本等方面—增加投资，私营企业会看到各种投资的回报率在上升，他们自然会设法去抓住这些机会。如果政府借贷或支出过多，确实会挤出部分商业投资。但我认为，商业投资会相对集中在一些起点较低的投资项目上面。在经济竞争领域，政府投资的参与非常重要，这是现在我们能否形成良性循环并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影响因素。
Ken Shotts: 为世界接种疫苗的伦理抉择 — 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危在旦夕，制药商是否有义务分享他们的知识产权？
为全世界接种疫苗，不仅仅是一个实际操作上的挑战，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挑战。疫苗应该如何公平定价？谁应该先得到疫苗？制药商是否有义务与贫困国家分享他们的知识产权？
这些是政治经济学家Ken Shotts和案例作家Sheila Melvin共同撰写的案例研究中探讨的一部分问题。Shotts将在今年秋天，与同事Neil Malhotra和Greg Martin一起，在斯坦福商学院面向一年级学生教授的核心课程Leanding with Values中讲解这些案例。
Ken Shotts：在当初开发抗艾滋病的药物时，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制药公司将药物定价为每年10,000 美元并且不愿共享他们的知识产权，这件事给制药公司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次他们显然处理得更好。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公司声称自己是因使命驱动的医疗保健组织，就不能做一些与此不相符的事情。当然，这些公司说疫苗真的很难生产时，也并不是在编造谎话。但我认为真正有趣的问题是，你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帮助别人生产疫苗吗？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一旦获得了IP，你就希望立即与所有人共享。但正确的解决方案也不能让大家都无法从中赚钱。从结果论或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如何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们在课堂上强调的一件事是，每个人的看法总是由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驱动的。因此，当制药公司说我们拥有强大的专利保护这件事至关重要，以便我们在未来获得更多挽救生命的药物和疫苗时，我认为他们是认真的。但同时批评者也会说，“这些公司必须现在就与我们分享这个IP—因为如果不是现在，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疫情的流行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许多非常困难的选择需要我们去权衡。
Hau Lee: 要恢复，而不要重新布局供应链 — 将制造业全部搬回美国可能是一种过度反应。
从囤积卫生纸的购物者到争先恐后地寻找计算机芯片的汽车制造商，这次疫情流行暴露了使现代生活成为可能的贸易网络是多么脆弱。
斯坦福商学院价值链创新项目的联合主任Hau Lee，一直希望能够设计出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以确保不会在遇到危机时轻易中断。他说，将制造业完全搬回美国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Hau Lee：自从疫情流行开始以来，很多经济顾问、大众媒体和政界人士一直在说，我们应该将制造业完全搬回美国。拜登总统一直在鼓励半导体行业回归美国，希望将供应链本土化。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很容易引起过度反应。并不是所有种类的产品都可以很容易地回归本土，如果强制性地将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搬回美国，最终可能反而会给国家带来伤害。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美国内部出现了混乱，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下次疫情流行袭击美国，并且整个国家都因此被封锁，但我们所依赖的一切又都是在国内制造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经济会完全停止运转，并陷入巨大的麻烦。
更好的方法应该是，只考虑将某些战略物资（例如与军事或国家安全相关的物品）的生产全部搬回本国。而与此同时，其他日常商品的生产只是回流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混合模式：比如，不要只是离开中国，你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的同时，也在墨西哥或布达佩斯设立第二个生产工厂。此外，你还需要通过智能化管理，使不同地点的生产工厂可以相互补充和支持。这样，才能在下一次遇到危机时，保证商品的持续供应。
Paul Oyer: 疫情如何重塑工作环境—目前办公室、通勤和零工经济都大受影响。
2020年有超过900万美国人失业，这是自大萧条以来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最大冲击。尽管就业人数近期已经开始反弹，但从混合工作的兴起到零工经济的转变，新冠疫情仍在影响我们的工作方式。
虽然这些变化在短期内似乎影响很大，但劳工经济学家Paul Oyer表示，它们的持久性还有待观察。
您最近都在密切关注哪些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
对于劳动力市场，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显然是，我们还会再次回到办公室吗？很多人都认为，疫情的流行已经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过去那种人们每周五天通勤上班的状况了。但我认为，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下定论。
劳工经济学家一般都不喜欢那些不能鼓励大家去工作的政策措施。但我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些慷慨的福利政策在现阶段是合适的，因为你在谈论饥饿和生死。
众所周知，很多人都喜欢在家工作。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也有很多人会因此感到孤独。而且，“我在家工作也会同样有效率”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很容易，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我认为想要在家工作的人最终可能会因此而错失某些机会，从而导致他们的职业生涯无法更进一步。但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也是他们愿意做出的取舍。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创新。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前，几千年来，城市有一个变得更加凝聚和更大的趋势。即使互联网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也还是越来越整合，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产生很多新的想法。而这就是创新的来源。我很难相信疫情的流行会完全扭转这种局面。
您的研究领域之一是零工经济，疫情对这个领域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将零工经济称为一种“另类安全网”：当你失业或是经济出现问题时，仍然可以通过打零工—比如作为司机或送货员—赚到一些钱，虽然可能不是很多。你可以对这些公司的某些商业模式和商业实践提出异议，但对于很多员工来说，在困难时期能够依靠它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疫情的流行对各公司的影响有点不同。一夜之间，市场对优步司机的需求从一百减少到了零，而同时对送货员的需求却从零开始大幅上升。总的来说，市场里仍然有很多零工工作存在。在Uber和Lyft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因为即使在疫情之前，它们也还没有找到良好的、可持续的长期盈利模式。我们还要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DoorDash、Uber Eats和Postmates是否可以将需求转化为利润。
您认为现有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其他的安全保障计划在帮助失业人员维持生计方面的效果如何？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贫困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这一事实表明，将如此多的资金投入失业救济金和其他的安全保障计划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无法让人们变得富有，但能帮助他们生存以及不被驱逐。劳工经济学家一般都不喜欢那些不能鼓励大家去工作的政策措施。但我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些慷慨的福利政策在现阶段是合适的，因为你在谈论饥饿和生死。
展望未来，您认为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为这类经济冲击做准备吗？
劳动力市场以后肯定还会再次遇到负面冲击，但我希望它们不是导致整个经济停摆的冲击。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归结为在疫情流行之前我们就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些问题。当经济不平等的状况不断加剧时，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更大的安全保障网络？目前，我们能够找到妥协方法的可能性看起来非常微弱。疫情的流行将人们推向了更进一步的政治分化，因为他们在口罩和疫苗等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