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ces of Stanford GSB：Ken Shotts，斯坦福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2011年，Ken Shotts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在斯坦福商学院教授了8年政治经济学和企业与政府关系课程后，他开始转为教授MBA课程所需的商业道德课程。但是，进展很不顺利。“这是一门很难教的课。” Shotts说，然后非常诚实地补充道，“而且我那时教得的确很烂。”

当时的商业道德课程对学生来说确实有点像是鸡肋。如果你问学生是哪些课程吸引他们选择了斯坦福商学院，而不是哈佛商学院，Shotts说，“他们肯定不会说，’哦，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上商业道德课。’”

而Shotts，至少在研究方向上，似乎并不太适合教授这门课程。他最初的职业方向主要是研究如何制定一个好的选举问责制和政策选择的博弈论模型，而不是深入研究Immanuel Kant或是John Rawls。但是在10年后的今天，这门课程—现在更名为“Leading with Values”—已经拥有了很多热情的追随者。最近，Shotts还与他的联合讲师、斯坦福商学院政治学教授Neil Malhotra一起，出版了一本与该课程同名的书。

在他的技术模型和伦理学研究中，将Shotts的研究与教学联系起来的贯穿线之一就是对人类作为具有独特价值观的基本理性决策者的深刻尊重。“好人可以合法地就正确的事情得出不同的结论。” Shotts和Malhotra在《Leading with Values》一书中写道。Shotts说，“人们经常会抨击民主制度，也很容易假设政治家都是愚蠢或疯狂的。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但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应该假设，他们实际上是很聪明和机灵的，只是他们的目标和你的不同。”
Shotts在课堂上也是同样如此。“Shotts教授专注于为课堂上的所有观点创造开放空间，而且特别注意不要让自己的道德观点影响到他人的观点。” 一年级MBA学生Louise White说。

Shotts希望学生和读者们能从这门课程和他的新书中获得的主要收获是，结构和战略在实施基于价值的系统时的重要性。“世界上到处都在谈论善意。”

Shotts说。“我们作为个人谈论我们的善意，公司同时也在谈论他们的善意。但我宁愿拥有良好的机构，也不愿仅仅拥有良好的意愿。”

Shotts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努力创建他所描述的那种机构。他与TPG Capital的创始合伙人，86届MBA校友Jim Coulter共同领导的斯坦福商学院商业、政府和社会专题研究小组，致力于研究如何让学生们可以为一个越来越期望企业以有利于整个社区的方式行事的世界做好准备。“简而言之，对于企业来说，要同时设定双重甚至是三重目标，不仅关乎财务回报，还关乎其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 19届MBA校友，G2 Venture Partners首席运营官兼专题研究小组校友代表Valerie Shen说。

将价值观与公司战略相结合

作为湾区本地人，Shotts本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并于1999年在斯坦福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课题是关于在少数族裔选民占大多数的选区中众议院政策成果的数据模型，并对1994年的金里奇革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商学院式的课题，” 他指出，“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潜在问题，就是群众的利益应该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突破性论文定义了Shotts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加州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Shotts以前教授过的博士生Alexander Hirsch说，他的这位导师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领导力与迎合：行政决策理论”中，帮助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Shotts和他的合著者Brandice Canes-Wrone和Michael Herron所开发的模型，提供了更丰富的政治问责制的图景。“这是他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 Hirsch说，“在排除选民自己犯傻或是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情况后，更全面地定义了政治家迎合选民会带来的可能后果。”

Shotts曾在中西部短暂逗留并任教于西北大学，期间发表了这篇关于“领导力和迎合”的论文。随后，他在2003年斯坦福商学院出现教职空缺时，回到了湾区。

“如果我们在谈论价值观或伦理时，不去考虑具体的实施战略，那就只能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

他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不断扩展对政治问责制的理论分析。他研究过政治家对不同类型激励措施的反应，模拟了主流和另类媒体及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研究过选区划分以及政策结果能否代表选民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他的研究还对领导力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政治家是否应该“充当领导者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造福选民？” Shotts问道。在过去的20年中，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家对信息的运用以及“他们这样做是否符合公众利益”的论文。

当Shotts和Malhotra将课程名称更改为“Leading with Values”时，精心制作了有关领导力和道德规范的声明。“领导力关乎核心价值观。” 他们在书中写道，“那些能够基于引人共鸣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决策的领导者，可以更好地激励员工。” 而与此同时，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能将之付诸实施所需的领导力，价值观就只是空洞的承诺而已。Shotts担心，伦理学的学术讨论往往是假设性的，很容易与现实世界脱节：“如果我们在谈论价值观或伦理时，不去考虑具体的实施战略，那就只能是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

对于个人而言，这意味着要选择与自己价值观相匹配并能够强化其价值观的职业和雇主。“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不行贿的人，” Shotts说，“就不要既选择到一家以行贿闻名的公司去工作，又同时期望自己可以出淤泥而不染。” 他指出，人们的确会受到自己所处环境的影响。

对于公司而言，这意味着要将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如果一家公司的领导者宣称，’我们期望公司员工都能够以最高的标准和价值观要求自己’，那当然很好。但公司内部也一定要有激励措施来鼓励人们做正确的事。” Shotts说。此外，如果没有可以阻止作弊的制度，单纯的高风险绩效奖励只会不可避免地将公司文化推向道德的灰色地带，无论CEO对价值观投入了多少空话。

Shotts并不期望企业能够独自解决全部问题。“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公共政策、规则和制度激励公司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当然，监管过程可能不会非常完善。Shotts说，“我预计，很多时候它都会不够有效，或者会变得过于繁杂。但这不应该让我们忽视一个事实，如果你没有它，那将会非常糟糕。我不喜欢科技乌托邦的态度，单靠我们硅谷的科技力量并不会让一切都变得美好。”

一种跨学科的方法

尽管Shotts和Malhotra在开始改革这门道德课程时曾经从许多同事的经验和建议中受益，但他们都认为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社会心理学家Benoît Monin对他们的影响尤其大。“因为他告诉我们，” Malhotra说，“在向学生教授如何在公司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时，应该提及更多的心理学知识。这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因为我们由此发现，这门课其实可以包括很多学科的知识要点。”

在将心理学引入课程后，Shotts和Malhotra又陆续增加了人类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内容。此外，Shotts说，他们“基本上重写了课堂上的每个案例，编写了一系列在课堂上使用的哲学摘要，重新设计了我们在课堂上进行讨论的方式以及如何将事物与学生的经历联系起来”，并重新配置了课程时间表，以便学生可以将更多时间花在分组讨论中。“事实证明，” Shotts说，“讨论价值观的合适人数并不是72人。”

对这门课程进行全面改革后的结果是，采用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全套工具，对领导力、道德体系、分歧和价值观权衡等概念的集中研究。那些哲学家—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理论当然都包括在内，但他们的概念是通过案例研究和现代决策过程来体现的。例如，当他们在解释Mill的后果论时，会仔细分析电子烟制造商Juul的论点，即其产品的戒烟益处大于其对儿童的风险。通过从心理学中引入人类决策过程方面的发现，他们可以更严格地调查针对群体内偏见、自我服务合理化、确认偏见或道德认证的管理措施。“现在，这是我引以为豪的一门课。” Shotts说，“学生们都很喜欢它，而且也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

在过去的十年里，Shotts和Malhotra，以及最近加入教学团队的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 Greg Martin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工作伙伴关系—Shotts觉得，他们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另外两人的课堂，帮忙给学生讲解课程要点。对于这本书，Shotts和Malhotra选择将其作为一般的书籍而不是传统教科书来编写，并且运用了一种融合彼此个性和研究重点的对话式叙事方式。

Malhotra认为Shotts的思想异常开阔，从而扩大了这门课程的参考框架。“许多经济学家不愿意这样做，” Malhotra说，“他们非常死板和封闭，但Shotts实际上更类似于一些伟大的行为经济学家，比如像Richard Thaler这样的人。他们明白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人类行为，就必须从多个角度来看待它。”

对于Shotts来说，商业和社会的未来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他的女儿即将满14岁—她将生活在他和他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的世界中。当然，她并不这样认为。“她经常会打趣我，” Shotts笑着说，“比如，’没人会愿意上你那门无聊的课。’”

幸运的是，他的学生并不同意这个说法。Shotts希望他们能以一种开放并谦逊的态度迎接未来。“他们将会是拥有很大权力的人，同时也将担负很多的责任，因此有必要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多么幸运，然后以一种能够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方式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