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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公司都承诺要在某个日期前实现“净零”碳排放。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些计划是否会有实际效果呢？斯坦福商学院会计学名誉教授Stefan Reichelstein专注研究各企业的碳排放报告和脱碳成果，是美欧各国的主要政策顾问。在新书《社会创新前沿》的一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框架来衡量企业行为的真实效果。

调查性新闻一直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有很多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需要考虑。Emily Glazer是《华尔街日报》记者团队的一员，该团队报道了Facebook的高管如何在知道公司平台不良影响的前提下，却未能做出改变来解决这些问题。Glazer认为，新闻运营和商业管理之间的严格分离是保持新闻公信力的关键。

斯坦福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Adina Sterling在本篇文章中与我们讨论了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需要如何转变：各类企业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生产率作为最终目标，而是要创造出能够有利于解决问题、公平、协作和创造力的工作环境，以便让所有员工都可以过上更均衡的生活。

在当下的公司治理理论中似乎有一条公理：如果股东能够获得多数选票，他们就应该有权解雇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然而，斯坦福商学院金融学名誉教授、法学院教授Robert Daines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处在技术前沿领域的小型初创公司来说，那些高管在不需要提防悬在他们头顶的那把剑时反而会做得更好。

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的关键。斯坦福商学院金融学教授Ilya Strebulaev指出企业风险投资 (CVC) 作为一种保持相关性并领先于竞争对手的方式，仅在过去的十年中才开始获得关注。Strebulaev与斯坦福商学院研究员Amanda Wang合作，一直专注于揭示CVC部门的隐秘现状。

斯坦福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Amir Goldberg及合作者研究了数十万条远程工作的软件开发团队发送的Slack消息，通过使用计算语言学工具，测量了团队成员的想法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散和收敛。他们发现，比较成功的团队会逐步调整他们的认知多样性以适应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在全球许多国家，政府都是针对各公司在扣除债务利息后的利润部分征税。斯坦福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Benjamin Hébert和耶鲁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Eduardo Dávila认为，我们需要对企业税收制度进行更根本的改变，转而对公司支付的股息、股票回购以及其他支付给股东的款项征税。

就像他们神话般的名字一样，这些独角兽公司被神秘和魔法的光芒所包围。然而，除了炒作之外，我们真的知道是什么让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如此独特吗？

如果把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应该会是：通过竞争使供需盈余最大化的市场机制是分配商品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当市场目标从盈余最大化转变成总体福利最大化后，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所持的观点相反，在存在不平等问题时，经过精心监管的市场不仅会产生比自由的竞争市场更公平的结果，而且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关于谁最终更成功—是那些从中年才开始创业的人还是那些在20到30多岁就开始创业的人，一直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在20到30多岁开始创业的人，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投资，最终可以创建起比年长创业者创立的公司更具生产力的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