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ces of Stanford GSB：Anat R. Admati，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Anat Admati和她在斯坦福商学院的同事Paul Pfleiderer一起合作写论文时，经常会到Palo Alto的一家咖啡馆会面。有时他们会花一整个上午在那儿喝浓缩咖啡，并讨论他们试图证明什么、什么是真实的，以及哪些是正确的假设。

“我们有时会变得非常激动。” 金融学教授Pfleiderer回忆道，“如果Anat认为我所说的有问题，就会大声反对，以至于房间里的其他人会过来要求我们保持安静。”

“她总是热衷于如何把事情做好。” Pfleiderer说，“而对我那些常常被她称为’胡说八道’的论点没有耐心。”

保持沉默不是Admati的天性，尤其是在如今这种问题很大、风险很高的时候。无论你是一位经济学家、银行家、律师还是政策制定者，Admati都会不遗余力地向你传达很多“难以忽视的真相”，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摆脱思维和工作上的认知孤岛，以及那些她认为会破坏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问题。如果你觉得，这对于一位金融和经济学教授来说好像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追求，那可能表明这些认知孤岛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Admati说，她自己也曾“生活在泡沫中”。当她1983年刚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斯坦福大学时，她的泡沫之墙是由很多来自于公司金融专业教科书和学术文献的基本假设构成的，这些假设对于她来说就像每日呼吸的空气一样熟悉，其中包括：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需履行的社会责任；履行合同和法规可以有效遏制公司渎职行为；公司治理面临的唯一挑战是协调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她曾研究过金融市场中的信息流及其对价格的影响，开创了市场微观结构方面的工作，并研究了股东权益运动的运作方式。

但是，当全世界陷入了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止赎房屋遍布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遭受了毁灭性的衰退。Admati发现，她所熟悉的“自由市场”系统实际上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她试图找出错误到底是出自哪里，这使她像掉进了爱丽丝的“兔子洞”一样，越深入越好奇。

这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学术分歧。“对我来说，” Admati说，“这是一场质疑我原本所相信的基本假设的重大危机。” 现在，Admati相信，这场原本可以避免的危机是由设计不当和无效监管造成的。

如果没有制定更好的规则，公司“就会去做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真的有点危险。因为现有的规则实际上是在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鲁莽的行为，其中的危害在金融危机中才会变得显而易见。”

她总结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吸取过去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并改变这些规则。但是，首先，我们有必要通过辩论来澄清一些“混乱的迷雾并揭穿许多有缺陷的主张”。

倡导金融改革

2010年，Admati曾与Pfleiderer、斯坦福商学院教授Peter DeMarzo和Max Planck集体物品研究所所长Martin Hellwig，合作撰写了一篇题为《资本监管探讨中的谬误、无关事实和虚假神话：为什么银行的股票并不昂贵》的论文。与Admati密切合作了四十多年的Pfleiderer回忆说，她对银行为证明其做法正当性而做出的虚假和误导性陈述以及扭曲现实的模型和理论感到“愤怒”。Pfleiderer说：“Anat不想只是写一篇论文指出那些虚假的陈述……她会倾尽全力大声疾呼，甚至到华盛顿、美联储以及其他地方去向人挑战。”

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感受到了强烈的责任感。但是挑战人确实是困难的，也没有什么乐趣。我也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尽量去避免它。
– Anat Admati

来自银行游说团体及其盟友的抵制是有组织的和顽固的— Admati开始明白为什么参议员Richard Durbin (D-IL) 曾在2009年说过银行游说者“拥有”国会山。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Admati所说的让改革进程步履蹒跚的“推动者”，尤其是那些提出“有缺陷的论点”而不受惩罚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我以沮丧和担忧的心情目睹了，” 她后来写道，“扭曲的激励措施、转移视线和不充分的问责制是如何最终导致市场和政府辜负社会的。”

Admati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组织请愿和撰写专栏文章、致编辑的信和政策评论。然后，她在2013年与Hellwig合作并出版了一本书，题为《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要如何应对》。这本书专门面向广大的非专业读者，试图揭穿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说法，并提出了改进金融系统的短期和长期步骤。

在这本书出版以后，Admati曾前往国会作证，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与奥巴马总统和少数经济学家共进午餐。2014年，她入选了《时代》杂志的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在整个过程中，我有机会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但我也有很多感到失望的时候，并遇到了一些不愿参与的人的沉默对待。” 她说，“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感受到了强烈的责任感。但是挑战人确实是困难的，也没有什么乐趣。我也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尽量去避免它。”

当被问及她多年来对金融改革的推动是否成功时，Admati长长地叹了口气。“也许我的确稍稍推动了一下这个系统的改革，许多人赞赏我的研究成果并采取了行动。但是还有太多的人在我们现有的系统有既得利益。这些规则仍然容忍一个臃肿、低效和不透明的金融系统。”

2014年《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对她的描述似乎表明了Admati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当她说话时，银行都会不寒而栗》。“这个名字很可爱。” Admati说，“但我觉得它是不准确的。”

扩大关注范围

渐渐地，Admati开始反思她推动金融改革的经验，并得出结论认为，围绕金融部门的问题其实具有广泛的相关性，因为它们与社会和民主制度都有交叉。

Admati说，那些仅仅为了利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而采取行动的公司，已经造成了很多巨大且通常可以预防的社会危害。她提到了部分名单：比如，美国的普渡制药、波音和Facebook，英国的Carrilion，德国的大众汽车和Wirecard，等等。她说：“政府通常无法保护公众，也无法更好地预防和制止企业造成的伤害。” 实际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力量似乎正在破坏民主本身。

Admati想知道商学院和大学对这些挑战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例如，斯坦福商学院的目标是寻求’改变世界’。” 她说，“但我们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机构，有没有尽我们所能来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是不是正在错失重要的机会，并可能因未能从大局出发而使事情变得更糟呢？”

为了寻求更好的跨学科的解决方案并受到想要更深入地参与大局讨论的MBA学生的启发，Admati于2018年创建了企业与社会倡议计划 (CASI)。

以“促进更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监管”为目标，她与Pfleiderer一起担任CASI的领导职务，多次在斯坦福商学院及其他地方组织政策评论和演讲活动，对从金融监管到网络安全再到医疗保健以及媒体、投资者和其他领导者的作用等一系列主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Admati提到，自己组织的这些活动是受到了传奇性的斯坦福商学院前院长Arjay Miller的影响。Miller在1968年就曾呼吁学者们“解决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关键性的社会问题”，随后又在斯坦福商学院创建了公共管理项目，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领导者来改善公共政策。

“打破认知孤岛并引入新观点的能力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 前财政部副部长、现任杜克大学法学教授、经常参加Admati课程的Sarah Bloom Raskin说。她称Admati是“这方面的首选”。Admati最近还与Raskin的学生讨论了公司与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

“我仍然对教育抱有最大的希望。” Admati说，“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教育年轻人学会纵观全局，并从整体上思考他们在系统中的作用。” 她认为，当前政治现状难以改变的惰性一部分是来自于对自身所处的经济体系缺乏足够了解的公民，另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在专业领域里的目光狭隘以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所谓专家。“这场资本主义危机是和民主危机交织在一起的。”

Admati在过去十年中陆续开设了几门新的跨学科课程。在与Hellwig一起合作的书出版后，她不再教授原本的《公司金融》基础课程，转而为MBA以及非斯坦福商学院的受众开设了《金融和社会》选修课程。在金融领域以外，她还教授一门名为《互联网出问题了吗？》的课程，并曾因此在HBO电视剧《硅谷》的最后一集中客串演出。2021年秋季，她与讲师Robert Siegel一起又开设了一门新的MBA选修课，名为《商业与政府：21世纪世界的权力与参与》，参与的客座讲师包括了多位商界领袖、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人物。

以前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读本科时，Admati学习的是数学专业，但差一点就转学到法律专业。现在，她发现自己好像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法律相关的领域，因为她正在努力制定“一个真正融合了各企业相关人员的一般法律体系”。她在与斯坦福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Greg Buchak的合作中，正在进行一项数据驱动的研究，以了解公司如何适应司法系统—“探索在不同的司法系统中，包括法律类型、犯罪者、受害者、伤害、管辖权在内的各种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因不法行为而带来的后果。”

Admati非常反对美国话语中典型的左右二分法：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是大政府与自由市场。她反复强调，重点不在于政府的规模，而在于它在提供对公司和市场运作至关重要的法律基础设施以及确保有效提供基本服务方面的有效性。Admati所追求的是一个新的文化和法律框架，它能够以一种有利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模式整合企业和社会，即“资本主义3.0”。

在她发表于2019年《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Admati敦促商学院要“实践和促进具有公民意识的领导力”。她说：“我们必须在充分理解个人、公司和政府如何互动的基础上，找到一种开展商业和社会活动的方法，强调良好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并寻求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发挥作用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