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在斯坦福开启了另一个人生方向

一个企业家除了企业成长外,还可以追求什么样的成就?携程旅行网创始人、董事长梁建章用他的人生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在把一个企业做到上市并市值近百亿后,他退隐幕后,去斯坦福大学求学,专心研究人口学;5年后出版了直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书《中国人太多了吗》,并最终促成中国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2013年,他结束学业,回国重掌携程CEO之职,将携程从下滑的泥淖中拉回中国在线旅游的老大地位;如今,他又以斯坦福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的身份,协助母校进行中国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助推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

开挂的人生

2007年以前,梁建章的履历是“天才少年”和“商界传奇”:13岁在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获奖;15岁进入复旦“少年班”;20岁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硕士学位;28岁创办携程旅行网,4年后上市,创下纳斯达克3年来开盘当日涨幅最高记录……

2007年之后,梁建章多了一个“人口学者”的头衔。2011年,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12年,他出版了大陆第一本批判计划生育的著作《中国人太多了吗?》。

从企业家到人口学者,这个变化始于斯坦福。

2007年,携程已占据了中国OTA领域的半壁江山,市值高达数十亿美元,超过新浪和盛大。事业如日中天,梁建章却突然选择了辞去职位,出国求学。

突然改变当下状态,其实是梁建章挑战自我的惯用方式。在他的世界里,不能没有挑战。而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他在创业期间已经发现了管理和人才的重要性,加上对数学和逻辑一贯痴迷,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重归校园继续学习。

为此,梁建章主动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主攻方向,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后者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顾问,刚解决完金融危机重返校园研究人口、创业,他的文章很有创意,梁建章至今仍对他“企业家应该是多面手”的观点印象深刻。

那一年,梁建章所申请的斯坦福经济学项目只有四个录取名额。从开始考核到最终确定录取,校方找梁建章交流过多次。斯坦福经济学博士的竞争环境和学习压力可见一斑。最终,求学若渴的决心以及卓越的数学和计算机水准,帮助梁建章顺利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在斯坦福研究学习的过程中,一个此前并未关注过的问题呈现在梁建章眼前:“分析了许多国家的数据后,我发现,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在深入研究日本老龄化问题和对比中国人口结构之后,梁建章确信,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问题!在斯坦福推开的这扇窗,将梁建章的兴趣引入了新的领域。

毕业后,他跟随Gary Becker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正式研究老龄化和创新、创业,Gary Becker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也是做人口研究,他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和研究社会学的很多问题。梁建章也是从那时起,形成了自己更全面更成体系的人口学理论。

 

从商人到学者的转型之路

刚刚决定去斯坦福求学时,梁建章的很多朋友,以及负责录取的斯坦福教授,都心存疑惑:这个38岁的中国商人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学术吗?他不会只是来“玩玩儿”吧?

重返校园,重拾学业,对一个已经在商界打拼多年的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虽然梁建章早年拥有不错的数学功底,但要重拾20多年前的数学模型,他必须付出更多。不过虽然如此,梁建章还主动给自己“加码”:他选课的数量比一般同学还要多出1/3——贸易创新、人力资源、产业和环境、甚至生育率与经济的关系……都通过专门的课程去研究。

学习目的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梁建章的压力——别人来是为拿到学位,而他主要是出于对学科本身的兴趣。学习苦一点没关系,考试就算考不过也没关系,每一门课他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学习,从研究中感受到极大的乐趣,因此,在斯坦福的求学,是梁建章很享受的一个阶段。

他会花一天、一个星期去思考一道题的算法,无论是做家务还是跟人谈话都不会中断,因此总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他无心收拾屋子,也不出去买东西,完全沉浸在学术生活中。直到家人也搬到美国陪伴他,他才在学术之外,给自己一些空闲享受家庭生活。

梁建章对学术的专注,让此前心有存疑的人们大为吃惊。很长一段时间内,Lazear教授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会让他帮忙批改试卷,帮忙做各种数学题。在携程当老板的生活慢慢远去了,商人梁建章完成了向学者梁建章的转变。直到后来去过中国,Lazear教授才知道他这个学生在中国的事业有多么成功。

 

两个角色互相滋养

商人和学者,两个角色从来都不是割裂和互相取代的。对学者梁建章来说,商人的经历是他重要的财富。求学过程中,梁建章常常把携程这家市值上百亿美金的企业,作为他观察人类行为的大实验室。

在斯坦福的第三年,他和斯坦福大学教授Nicolas Bloom搞了一个实验,以携程的12600多名员工为实验对象,比较员工在家工作和在办公室工作的效率。他们按照出生日期随机将员工分成实验组和参照组:实验组的员工们每周四天在家,一天在公司上班;参照组的员工则一周五天公司上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们发现实验组员工进行电话预订服务的表现比参照组高了10-15%,因为实验组员工请病假的次数比之前降低了60%;同时,实验组员工的消耗率也从之前的35%降低到18%。梁建章和研究伙伴们得出初步结论,在拥有充分的控制和沟通条件下,在家办公的工作效率不一定会低于在办公室办公。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他也从Nicolas Bloom身上学到了很多写Paper的技巧,“他非常严谨,一个实验,他很有说服力,怎么样能够滴水不漏的把这个事不让任何人找到任何漏洞,这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在他这边学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

梁建章在斯坦福学习了很多,也提供给他反思和改进携程管理方式的思路。他归国重掌携程后,就搞了“小老虎”计划,成立了很多有独立决策权的小BU,在规模效应与分权中找到平衡,实现了内部创新的可能性。这也让携程从下滑的泥淖中拉回中国在线旅游的老大地位,并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在线旅游企业。

如今隐而不退的梁建章,希望能腾出手来做一些总揽全局的事情,事业、学术两不误。他也透露,下一步考虑的,是未来如何让年轻人与老员工有更好的配合这个课题,不要让老员工把年轻人的上升通道挡住。在这个课题上,他仍在寻找可以将学术研究和企业现实结合的方面,而斯坦福的创新精神也给了他很多启发。

 

又一个值得攀登的巅峰

在斯坦福求学的几年,不仅让梁建章成为一名学者,还让他找到了人生中又一个值得攀登的巅峰。

2012年4月,梁建章和北大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从“中国会有多少亿人、人多耽误共富吗?日本经济的老年病、人口变迁与国力兴衰、全球化下的人口机遇以及中国人可以多生”等多个方面详解了他在人口学方面的思考。梁建章呼吁:“只有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书,标志着对人口政策的讨论终于不再是一个禁区。在此之后,直接批评计划生育的各种书籍、文章和媒体采访,逐渐多了起来。同年,梁建章还联合李建新、湛中乐等5位学者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2014年8月28日,由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和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召开。这也是梁建章与博士后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ary Becker在一年多前筹划的事情。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人口问题,梁建章还专门注册了个人微博“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到今年三月,粉丝数已经超过68万;而他用于本职工作的“携程梁建章”,粉丝数只有8万。在媒体报道中,“知名人口学者”的称谓,也开始被放在“携程董事局主席”之前。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推行“全面二孩”政策。

“中国还有许多政策是需要调整的,未来的改革会越来越难,还要做很多深入的研究才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梁建章说,他与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院(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做了一些合作,也资助了一些跟中国有关的研究项目,希望能够不仅在人口领域,在其他政策研究方面也能够起到推动作用。

2017年春天,梁建章接任了斯坦福北京校友会会长一职,他的目标是让更多的校友加入进来,一起推动顶尖经济学家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路,“当今社会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除了人口,还有医疗改革、教育、污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