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如何破解农村教育的“罗斯高难题”–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

全面测试几千名农村孩子的数据显示，在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农村孩子的平均认知能力要比城市孩子低半个标准差。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往往由教育水平非常低的爷爷奶奶带大。即便是一小部分孩子的父母留在了农村，他们往往也难以像城市父母一样给小孩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听音乐。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Heckman早就发现对于六岁以前的幼儿，看护者的交流、互动、陪伴与玩耍对孩子早期的智力发育非常重要，这种早期的认知差距不但不会随年龄缩小，而且会演变成后来的巨大教育差距。所以农村孩子的认知能力到了三岁就会明显落后于城市孩子，最终导致大部分孩子无法完成高中。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呢？这似乎是个老大难问题。农村教育什么都缺，缺钱，缺老师，缺学生，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最好尽量让农村孩子和父母一起居住。但是农村父母基本无法在农村找到工作，要维持生计就必须前往城市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罗斯高教授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农村建设早教中心，帮助和辅导农村父母以及爷爷奶奶等实际承担监护职责的人们，教会他们如何给小孩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等。罗教授已经在陕西等地建了多个早教中心，初步的实验结果证明，这些早教中心可以明显提高农村孩子的认知能力。

问题在于，这些早教中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的投入。罗斯高教授的研究已经引起了民间尤其是企业家的关注，笔者之一（梁建章）和其他几个企业家正在帮助罗斯高教授建设更多的早教中心。当然仅仅依靠社会的力量只是杯水车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政府的力量。另外，不光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早期教育存在忧患，随迁的农民工小孩也有类似问题。所以不仅是农村需要，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社区同样非常需要这类的早教中心。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进城接受教育。因为中国未来的工作机会将主要集中在城市，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5%，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下降。所以这些孩子的父母不可能都回到农村，这些孩子中的绝大部分早晚也将成为城市人口。当务之急，是要在城市中建设更多的小学，让这些孩子能够在城市上学。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加。这种担心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是误导性的。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都证明，扩大城市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

因为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效应，大城市能产生更多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大城市中来自高收入人群的需求，能够产生大量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工作，如保姆、保安、装修工人和司机等等。相比之下，中小城市制造出这些工作机会的能力明显逊色。所以大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吸纳作用，是中小城市所无法替代的。事实上，中国的城市规模普遍偏小，而且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规模更是偏小。日本1/3的人口（3700万人口）住在东京；首尔住了韩国将近一半的人口（2400万）。所以中国的大城市还需要大量扩充人口，尤其对于一线大城市更是如此。

现在中国要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做法，不但与经济（城市）发展的规律相悖，更对中国低收入人群的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现在大城市纷纷采取了“赶人”的政策，主要手段就是限制外来人口小孩的入学，这会导致出现更多的留守儿童。据2014年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3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上次笔者随罗斯高教授访问了陕西几个村庄，那里的留守儿童的占比甚至高达一半。而且随着大城市进一步限制外来人口教育，这个数字还会不断上升。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更在于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教育投入也远远不足。

大城市不应该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加大土地供应、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的投入。不仅让农民工能在大城市工作，也能让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接受教育。要知道，提供同样的教育水平，大城市的人均成本要低得多。农村的学校即便有钱也请不到优秀教师，而且学生寥寥无几。何况，即使在同样的教育质量下，在大城市长大的农村小孩也会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容易在今后取得成功。

总之，罗斯高教授提出了一个异常严峻的农村教育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包括早期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大城市通过限制教育来限制外来人口的政策。■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特约作者李宏彬为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James Liang中国项目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原标题：《梁建章：如何破解农村教育的“罗斯高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