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供应链

全球供应链在今年3月时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光时刻。因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之一被困在了苏伊士运河，全球大约10%的贸易都因此被延迟了好几天，网络上还随之诞生了一大堆的新梗。目前，房屋建筑商正在等待更多的木材，而计算机芯片的短缺已经减缓了汽车行业的发展。钢铁、咖啡、番茄酱和卫生纸都供不应求。在6月份的时候，拜登政府甚至不得不成立了一个供应链中断工作组，以解决新冠疫情结束后经济重启时的“供需不匹配”问题。

当然，即使在没有成为头条新闻之前，供应链也始终存在，只是大多数人从未注意过这个无形且脆弱的贸易网络，直到它们开始出现问题。正是这个网络使我们的现代生活成为了可能。

Hau Lee是斯坦福商学院运营、信息和技术学教授，也是价值链创新项目的联合主任，四十年来一直在研究供应链及其影响。最近大家对这个专业领域的高度关注，为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让他能够超越物流和效率等狭隘的技术问题，转而研究更大的问题，即我们如何通过供应链方面的创新更好地解决一些世界上最紧迫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

最近发行的《生产和运营管理》特刊专门介绍了Hau Lee教授及其在该领域的贡献。其中，他在一篇题为《“负责任”的供应链》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探讨如何能够并且应该利用供应链来公平地运营工厂并最大程度地减少生态破坏。

本次采访中，Lee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为买家、工人和消费者都能带来好处的供应链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愿景。

Q：作为背景知识，您能先说说什么是供应链么？

Lee：供应链是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组成的一个网络。它从潜在产品或过程的构思和设计的起源开始，经过制造、加工、分销，最终到达零售和消费者进行最终消费。

供应链的运作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流程组成。第一个是信息流程：信息在整个网络中各成员之间的传递。第二个是物质流程：物理产品以及工作或服务的交换和流动。第三个是财务流程：金钱如何交换，奖励如何产生等等。重要的是，这些流程必须是双向的。它们通常是从供应方到消费者，但如果消费者考虑退货或回收，它们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运行。

Q：近年来，技术变革的加速对供应链有何影响？

Lee：技术变革使公司能够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生产出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性的商品。我们已经从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中看到了这种趋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也推动了制造业更多地回流到美国等地区。这些是技术加速变革的积极影响。

但是技术的加速变革也有很多明显的负面影响。首先，很多工厂的工人正在失去他们的工作，因为技术取代了他们。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重新培训这些工人，尽管许多公司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此外，消费者的欲望和要求会变得越来越多，希望商品可以更便宜，制造的速度更快，等等。所以你会在全球范围内看到这种超快时尚的趋势，这可能会对环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在《“负责任”的供应链》这篇文章里曾提到过，我们可以运用技术来提高全球供应链的效率和灵活性，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确保没有对社会造成伤害—理想情况下，不仅不会造成伤害，而且可以回馈社会。

Q：您是从何时起以及为何开始考虑到供应链的这个方面的呢？

Lee：当我所研究的公司开始全球化进程的时候。他们首先是在中国制造产品，然后又在越南和墨西哥制造产品，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开始成为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是像思科、惠普、微软这样的非常全球化和成熟的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对供应商进行监控，但很快就发现，有时那些工厂或农场的工人会在审核员在场时暂时表现得很好，有时那些审计代理人员会被别人贿赂。因此，尽管他们现在仍在这样做，但是真正有效的监控几乎做不到。

有些人可能的确总是作弊，但大多数人并不是天生就喜欢作弊，只是为了某种必要的原因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
– Hau Lee

然后我看到，这些公司开始询问供应商为什么要违反劳动规则或偷工减料，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因为他们无法谋生。于是这些公司开始通过投资来试图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希望可以帮助工厂主和工人赚到更多的钱，从而减少违规行为。并非所有人都是邪恶的。有些人可能的确总是作弊，但大多数人并不是天生就喜欢作弊，只是为了某种必要的原因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

以我一直在研究的一家名为COMACO的公司为例。它位于赞比亚，最初是一个致力于阻止偷猎野生动物的组织。起初，他们雇人跟踪和监控那些潜在的偷猎者。后来，他们开始试图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偷猎。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杀死动物，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在自己的农场生存。因此，COMACO开始投资化肥、饲料和职业教育，帮助农民创建自己的食品品牌。结果是，偷猎现象真的减少了。

对这种用胡萝卜代替大棒的方法的研究，成为了我研究“负责任”的供应链这个概念的起源。

Q：为了使供应链能够更加地“负责任”，您曾提到我们需要更好的绩效衡量标准。这是什么意思？

Lee：通过绩效衡量可以确定相应的激励措施，而激励措施又可以引发更多的正面行动—这是我一直强调的联动过程。供应商将对他们的买家的绩效指标做出回应，因为可以获得相应的激励措施。重要的是，在设计绩效衡量标准时考虑到相对应的激励措施，并不意味着买方就一定需要支付更多。

Q：消费者在这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Lee：消费者团体和维护用户权益的社会活动家都在向各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变得更加透明。大约在10年前，Erica Plambeck和我曾经研究过一家名为公共与环境事务研究所 (IPE) 的中国非营利组织，该研究所记录了中国公司在环境方面的违规行为。起初，他们遇到了很多阻力。但后来各公司不再将他们视为敌人，而是成为了盟友。因为这些信息的披露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供应商。

这种想法的转变让我着迷。现在IPE在中国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披露正在帮助消费者制造压力。一些公司甚至将这项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你如果去访问他们的网站，他们会告诉你自己的供应商都来自哪里，并且非常坦率地承认他们并不完美，都有哪些问题并且正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我们可以想想苹果公司。在蒂姆库克成为首席执行官以前，他们几乎不会透露任何信息。但是现在，苹果公司每年都会公布其前100名供应商的名单。每个人都可以去查看，可以帮助苹果公司去检查它们。

Q：在未来的5、10或20年以后，您希望供应链领域会成为什么样子？您对自己设想的情况能否出现感到乐观吗？

Lee：以苹果公司为例。长期以来，他们公司每年进行的审计数量都一直在增加，但是在最近几年却开始趋于平稳。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并不是因为公司在收缩，而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进行大量的审计。由于他们改善了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并且可以通过其他的数据手段获知工厂的内部情况，因此不需要再经常去检查那些供应商。

这就是我希望在未来能看到的状况：公司可以减少对检查和监管的依赖，因为负责产品制造的工厂本身会去做这项工作。在这个方面，英特尔公司提出了“cascading”一词。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的供应商了解到某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将这种做法再传递给自己的供应商，以此类推到第二和第三层。我认为这就是未来：我们用胡萝卜代替大棒，供应商开始接替我们的监管工作。最终，越来越多的社区会变得更好。

Q：你现在开始看到这种趋势了吗？

Lee：在一些比较领先的公司，是的。例如，耐克公司开始使用“公平制造”一词。他们希望合作伙伴不仅能够高效、多产，而且还可以做到更加公平合理。我们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进行了一些试点，看看工人的家庭和教育能否因此而变得更好。结果表明，通过这种方法，旷工率下降了、士气上升了、人员流动减少了、生产力提高了、产品质量也提高了。每个人都过得更好。

但目前这种趋势还没有很普遍。一些公司正在努力发挥作用，并有望成为其他公司在这方面的榜样。他们将向大家展示怎样通过这种方法使各方都变得更好：您自己的公司可以受益，您的供应商可以受益，以及他们的社区和员工都可以受益。我们现在还需要设计一些工具来帮助实现这种变化。我是这整个趋势的忠实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