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ces of Stanford GSB：Michele J. Gelfand，跨文化管理和组织行为学教授

“我对所有与文化相关的研究都很感兴趣。”

当新冠疫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时，台湾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严格而有力地遏制了该病毒。他们强制实施封锁、检测、隔离措施并普遍要求佩戴口罩。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则采取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方式，更多地依赖于建议而不是强制执行。“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文化的故事。” 斯坦福商学院跨文化管理学教授Michele Gelfand说。

Gelfand的开创性研究使她走遍全球研究恐怖主义、跨文化谈判的艺术以及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但她最出名的研究成果可能是对严格文化和宽松文化理念的阐述，这是一个将理论功效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概念。

基于多年的研究成果，她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规则制定者与规则破坏者：严格文化与宽松文化如何连接我们的世界》中，区分了具有严格社会规范和宽松社会规范的国家、社会阶层和各种组织。她发现，更严格的文化经常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或战争等长期威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往往纪律严明。而宽松的文化往往出现在较少遭受长期威胁的地区，并拥有更开放、更具创造力和更宽容等方面的优点。但事实证明，相比于遵守规则，这些优点不太适合应对全球性的流行病。

在发表于《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的一项研究中，Gelfand和她的合著者绘制了截止到2020年10月中旬的新冠疫情对57个国家的影响数据。他们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宽松文化国家的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明显更高。Gelfand说，与日本和新加坡等严格文化国家相比，“我们在为了遏制疫情而牺牲自由方面遇到了很多问题，并且发生了数以千计的病例和死亡”。这种现象至少持续到了2021年初新冠疫苗开始陆续问世的时候。

Gelfand的广泛研究借鉴了多学科和跨文化的合作。在斯坦福大学，她正在建立全校范围内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涉及到斯坦福商学院、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心理学、政治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院系。随着最近当选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她还将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对我们来说，走出学术孤岛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她说。

我对教授谈判课程几乎是抱着宗教般的热情，因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Gelfand将她的兴趣分为三个主要方面：跨文化理论和方法；冲突和谈判，包括恐怖主义还有荣誉、报复和宽恕的重要性；以及耻辱感和多样性。“我对教授谈判课程几乎是抱着宗教般的热情。” Gelfand说，“因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心理学教授Paul Hanges是Gelfand在1996年至2021年任教于马里兰大学时的同事。他称赞Gelfand拥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并且“能够比其他学者提早几年就确定自己的关键课题”。他还补充说：“人们常常会被她积极的态度和充沛的精力所吸引。而且，她的魅力也体现在她的智力水平和学术领域中。她对周围的同事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存在。” 在她离校前大家的告别致辞中，马里兰大学的同事、学生和全球各地的合作者都强调了她的热情、合作精神以及将百吉饼、熏鲑鱼和煮鸡蛋等美味食物带到办公室的嗜好。

而另一位合作者、西北大学凯洛格学院的名誉教授Jeanne M. Brett在谈到Gelfand时也说：“人们都希望和她一起工作，因为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她常常会帮你打开一扇你自己可能不会打开的门。另外，她总是尽量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她的地位和职责的提升而改变。”

Gelfand是国际冲突管理协会的前任主席，与他人共同创立并编辑了年度系列丛书《文化与心理学进展手册》。她与其他四位学者合著的《牛津跨文化管理手册》以及《伊拉克ISIS组织：恐怖组织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也都将于近期出版。Gelfand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她曾于2021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9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7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杰出国际心理学家奖。最近，她还帮助共同创立了文化演变研究协会。

强烈的好奇心

Gelfand是波兰犹太移民的孙辈，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和两个兄弟一起在长岛长大，是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孩子。她最典型的性格特征就是对学习永不满足的热爱。“我从小就非常有好奇心。” 她说，“我觉得拥有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完全是一种天赋。”

在科尔盖特大学，她最初是一名医学预科生。“我热爱医学，” 她说，“但并不想成为医生。” 在偶然修了一门跨文化心理学课程后，她被迷住了。“我发现文化研究非常有趣。” 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一个科学领域，你可以使用最好的科学工具来研究文化差异。” 在那门课程中，她发现“即使是最基本的视觉错觉，也有可能不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其他的社会行为或是组织行为，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Gelfand将目光投向了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听从跨文化培训师、时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主任的Richard Brislin的建议，她师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创始人Harry Triandis，获得了社会/组织心理学博士学位。“Harry非常聪明，而且心胸宽广。” Gelfand回忆道，“他总是告诉我，要对我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不要害怕引起争议，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Triandis鼓励Gelfand在毕业后继续追求学术事业。她于1995-1996年在纽约大学接受了一份心理学客座助理教授的工作，之后又搬到了马里兰州。

Gelfand表示，她对测试人类行为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或文化特定性以及帮助人们建立“文化智能”很感兴趣。她的一个早期项目研究了西方心理学的一项发现，即让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发言权是体现公平性的重要方式。Gelfand在研究中比较了哥斯达黎加和土耳其这两种等级制度不同但在其他方面很相似的文化，发现在等级制度更加森严的土耳其，“这个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

“所以，我开始研究社会和组织心理学领域的其他经典发现。” 她说。这反过来又引出了谈判模式是否受到西方价值观和假设影响的问题。剧透警报：是的。她的第一个研究项目记录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角感知相同的冲突，每个视角都具有很好的“文化意义”。后来，Gelfand在中东设立了研究基地，以便更好地了解谈判桌上的文化。她发现，在制度相对薄弱且资源稀缺的地方，谈判者本身的声誉往往与要交易的有形资产同样重要。Gelfand解释说，在许多中东国家，“你的声誉和诚信度非常重要”。“每个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证明自己的声誉。”

她在2014年所做的关于极端分子动机的研究结果—她即将出版的关于伊拉克的著作的先驱—表明，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吸引的人往往寻求一种“意义”感—一种对感知到的羞辱或不尊重的回应。在这项研究中，Gelfand采访了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包括当时因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而监禁在马尼拉城外的人。

她持续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差异的“多维度”，包括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她和Triandis发现，并非所有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文化都是相似的—例如，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是竞争性的，而在斯堪的纳维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个人主义就会更平等。在伊利诺斯州，她还对紧密-松散范式产生了兴趣，该范式由人类学家Pertti Pelto在1960年代首次提出。

“灵活”文化的重要性

Gelfand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绘制了威胁在塑造社会规范中的作用。“我有这样的直觉，即经常面临很多威胁的文化需要用更严格的规则来协调才能生存。” 她说，“语言是了解这一点的窗口”，因此她和同事们使用算法创建了一个“威胁词典”，展示威胁会如何改变社会规范、政治态度和股市活动。

Gelfand说，其实，宽松的文化可以收紧，而严格的文化也可以变得更宽松和更灵活。文化两难性—能够做出调整—是关键。她说，总的来说，文化在能够避免极端化时表现最好。我们应该遵循“金发女孩原则”：在严格和宽松之间找到一个快乐的中庸之道。

“即使在我自己的家里，” 与律师Todd Betke结婚并有两个女儿Jeanette和Hannah、一只鸟和一只葡萄牙水犬的Gelfand说，“我们也会协商什么事情是需要严格执行的，什么事情是可以相对宽松的，只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平衡。例如，我们家在努力学习和尊重沟通方面就很严格，但在物品整洁和宵禁方面很宽松。”

“文化并不能完全决定命运。我们可以利用社会规范的力量，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 Gelfand说，“显然，并非所有的严格文化就都做对了，也并非所有的宽松文化都做错了。” Gelfand说，“最好的做法是能够根据情况灵活调整：在相对安全时放松，在面临威胁时收紧。新西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说，该国的平等主义也有助于公众遵守卫生规范，因为“每个人都会让彼此遵守规范。”

为了研究疫情期间的干预措施是否可以或应该如何改变严格/宽松的公众态度，Gelfand和她的合著者举办了一场“助推锦标赛”，鼓励参与者戴口罩，并将结果发表在了2022年7月的《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该研究的结论是：“内部的各种文化分歧使得我们很难团结起来对抗外部威胁，比如全球性流行疫情。”

Gelfand关于严格和宽松文化的研究成果在政府、企业和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应用。Gelfand说，她曾与美国海军这个传统上非常严格的组织合作，以加入一些宽松的东西—创造她所说的“灵活的紧致”。“他们常常会面临很多威胁。” 她说，“但如果没有任何灵活性，就可能会失去创新。” 相比之下，她说，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变得过于松散、近乎混乱和不可预测。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入一些问责制，以达到’结构化的松散’”。她说，这其中的诀窍在于要在“问责制和赋权”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另一个例子是，在具有不同的宽松和严格文化的公司进行合并时可能会发生问题。她在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这样一个例子。Gelfand说，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有意识地去调整社会规范？”

对Gelfand来说，“科学中的偶然性是我认为最有趣的事情。” 她的导师Triandis曾经告诉她，“最重要的发现都是那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她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儿时所拥有的强烈好奇心。“我对所有与文化相关的事物都很感兴趣。” 她说，“如果有人说，’我想研究世界各地如何在水下编织篮子’，我可能也会对此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