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ces of Stanford GSB：Katherine Casey，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政府不能正常运作，经济也就无法发展。”

自其职业生涯开始以来，Katherine Casey最关心的问题一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扶贫工作。近二十年来，她的实验室一直设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正是在那里，Casey通过研究发现，政府能否通过为企业投资和创造发展条件来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取决于政府的运作情况。

斯坦福商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Casey说：“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政府不能正常运作，经济也就无法发展。这是真正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改善低收入国家的低能力政府，这似乎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可以引申出大量关于应该如何切实改善政府运作并使他们更加负责任的研究课题。她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收入国家，组织更好的选举、更知情的选民和更广泛的强有力的候选人是答案的关键部分。

她的工作主要依赖于在政府内部建立深厚的关系，并说服官员接受她所建议的改革方案。尽管面临很多挑战，她仍致力于研究这些改革方案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影响。

“Kate作为一名学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不但希望自己能够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希望决策者可以真正使用她的研究成果。” 塞拉利昂国际增长中心的经济学家、联合研究员Abou Bakarr Kamara说。

调查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Casey在2004年首次被派往塞拉利昂。那时该国刚刚在两年前结束了毁灭性的11年内战，正在重建自己的民主机制。她作为世界银行的顾问，帮助该国政府开展项目管理并提供技术支持。

作为一名评估官员，Casey的任务是研究能够将原本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共服务分权到地方政府的最佳方式。她当时住在一栋约有60名政府官员的大楼里，并且经常前往正在蓬勃发展的地方政府所在地。

Casey探索的世界银行干预措施之一称为社区驱动发展 (CDD)计划。她将CDD称为“权力下放的极端版本”，因为它不仅向区级政府提供资金分配，而且还直接向基层社区提供资金以及行政支持，用于建立“乡村发展委员会”。

“委员会中有女性和年轻男性的代表，这些都是传统上会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的人。” Casey说，“而且该计划要求他们在社区决定如何花这笔钱时要采取非常民主和注重参与的方式。”

CDD的目标是双重的：在一个层面上，社区可以获得建设基本公共设施所需的资金，例如厕所、水井和校舍；在另一个层面上，以民主为重点的培训和支持将有助于建立超地方的民主结构和进程。这样，即使在CDD计划结束后，这种结构和进程也会持续存在下去。

起初，Casey觉得CDD计划非常有潜力—但现实迫使她重新评估了这个计划。

“我去塞拉利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非常热衷于确保人们在当地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并能够积极参与到本地的发展进程中去。” Casey说，“我认为这会带来进一步的变革—但事实上它只奏效了一半。”

一项大规模、随机的实地实验的结果表明，该计划在建设公共设施方面获得了非常积极的正面成果，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民主方面的进程有所起步。

虽然Casey并没有放弃基层参与解决公共需求的力量，但是她对最适合这样做的政府结构和举措的理解开始逐渐改变。与此同时，与塞拉利昂政府的密切合作也引发了关于民主力量、政府运作和公共福利之间联系的全新问题。因此，在世界银行担任顾问四年后，她选择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去塞拉利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真的非常热衷于确保人们在当地政府中拥有发言权。”

加强选举信息传播

Casey并没有离开塞拉利昂太久。她回到那里，基于以前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和围绕加强民主干预措施而开始的探索，完成了自己的论文研究。

这一次，她将注意力集中在选举过程上，希望找到信息能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Casey说：“整个选举过程中的所有环节都需要连接得非常紧密，才能产生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出色的政府。这其中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很难解决，但也有一些解决起来并不困难。”

她开始反思让选民获得关于候选人的高质量信息的重要性。民主的前提是选民能够获得信息，使他们能够将表现差的人选下台，并奖励表现出色的人连任。“但如果选民根本不知道谁好谁坏，那是行不通的。” Casey说。

Casey在塞拉利昂的工作之一是访问各个地区，进行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在这些谈话中，她清楚地意识到，普通选民非常了解他们的地区级政府官员，并且知道他们如何（或没有）履行承诺和期望。然而，当涉及到他们在中央政府中选出的代表时，选民对谁代表他们以及每个人有多负责任知之甚少。

因此，Casey设计了一个研究项目，来调查选民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官员了解程度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她发现，事实上，有关候选人的更多信息增加了跨种族和跨政党界线的投票，而且更具竞争性的选举环境也鼓励候选人投资和分配更多公共资源。

Casey说，由这篇论文的研究结论所衍生出的问题激发了她的下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很明显，信息对选民很重要。” Casey说，“那么，你应该如何创建和传播选民可以参与的信息呢？”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塞拉利昂近些年的内战导致许多选民没有机会上学，所以识字率很低。而且大多数人都太穷了，也买不起电视机。因此，Casey和她的合著者认为书面材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转而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吸引选民：辩论。

研究人员与一个民间社会媒体团队合作主持和录制了辩论视频，候选人在辩论中会回答关于自己的参政资历和政策立场的问题。然后，现场团队将投影仪、音响系统和发电机装上卡车，开往全国随机选择的一些社区。他们会在日落后，将候选人的辩论视频投射到投票中心建筑物的侧面。Casey至今还记得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和讨论视频时积极参与、充满活力的场景。

该研究显示，公开辩论放映中共享的信息改变了人们的投票方式—有利于表现更好的候选人。这种信息共享也促使候选人在放映地点进行更多的竞选投资；此外，参加辩论的候选人在上任18个月后在发展项目上的花费更多。

Casey说，向选民传播有关候选人的信息似乎建立了一个问责循环机制。“选民得到更好的信息并改变他们的投票行为；候选人改变他们的竞选行为；给民选官员带来问责压力。” 她说。

谁在选择候选人？

随后，Casey从她最近的发现中退后一步，开始了她的下一个研究项目：信息可以帮助选民在选举中做出最好的选择，但又是谁来选择那些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呢？答案是党派的领导人，他们有不涉及选民的内部选择程序。

“选民在纸面上完全享有选举权。” Casey说，“选举过程自由公正；选民投票率很高；每个人都非常投入。但事实上，选民其实有点无关紧要。因为候选人是由党派选出，而大部分的竞选都是在地区性党派的据点进行，所以该候选人几乎可以保证会在大选中获胜。”

因此，她和她的研究人员希望能够与塞拉利昂的两个主要政党合作，试验一种以直接投票方式进行的更类似于美国大选中初选的选举方式。研究人员更想要组织有约束力的直接投票选举，但各党派都对走那么远不感兴趣。最终，他们达成相互妥协，组织了一次公开的辩论会，让各位潜在候选人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并通过无线电广播的形式展现给选民。然后，研究人员对选民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汇编成一页报告与各方分享。党派领导人并没有义务选择选民所选择的候选人—但事实证明，他们经常会这样做，并最终选出质量更高的候选人。

回到斯坦福商学院后，Casey在她的课程“Strategy Beyond Markets”中帮助她的学生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政府监管和市场机会之间的关系联系了起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会去干预和塑造市场机会。” Casey说。

但在像塞拉利昂这样的低收入国家里，是否了解这些联系额外重要。因为政府机构通常在市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基本福利措施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改善低收入国家政府治理的长期目标是为更具变革性的私人投资开辟更多空间。” Casey说，“如果你能够让一些优秀的公司进入该国并顺利开展经营，就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来人力资本溢出，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