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Guido Imbens获得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到哈佛大学工作的第一年中，Guido Imbens曾与他的同事Joshua Angrist一起，在大学宿舍的自助洗衣房度过了很多个周六的早上。在洗衣机的旋转和轰鸣声中，两人会一起讨论工作并思考一些有关世界的问题。当得知自己和Angrist因共同进行的研究工作而获得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对那些悠闲的周末谈话的回忆，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又一次涌入了Imbens的脑海。

“我们会一起谈论很多想法并思考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很多内容正是后来我们所做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课题的主要基础。” Imbens说。

Imbens是斯坦福商学院应用计量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也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 (SIEPR) 的高级研究员。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共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万美元）奖金的其中一半，授予了Imbens和Angrist，以表彰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的研究贡献”。另一半奖项则授予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 Card，以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

斯坦福大学校长Marc Tessier-Lavigne表示：“我代表整个斯坦福大学社区，向Guido Imbens取得的这一非凡成就表示热烈祝贺。Imbens教授在开发研究人员理解和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与他的亲密同事和共同获奖者Joshua Angrist一起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帮助了经济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更好地利用自然实验方法来回答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问题。斯坦福大学的所有人都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Imbens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课题，以帮助解决社会科学中现实世界实验的局限性，极大地提高了研究人员从实地和实验数据评估干预措施效果的能力。他的研究成果经常被用于分析复杂的研究问题，例如新药对患者的有效性或新法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等等。

“接到电话让我非常惊讶。” 在奖项宣布后立即与媒体举行的电话问答环节中，Imbens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激动，尤其是知道我要与Josh Angrist和 David Card一起分享这个奖项时，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Imbens开发出了在观察研究中使用匹配、工具变量和回归不连续性设计得出因果推断的方法。

Imbens获得诺贝尔奖是在他的同事，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Paul Milgrom和Robert Wilson获得同一个奖项的一年之后。此外，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Alvin Roth也在 2012年获得了该奖项。

 

 

拓展计量经济学领域

 

在哈佛大学宿舍自助洗衣房度过的那些周末早晨里，Imbens和Angrist经常会讨论他们各自读到的最新研究和经济论文。

当时，他们都还是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现在，Angrist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正如Imbens在周一早上斯坦福主持的虚拟新闻发布会上回忆的那样，“我们一拍即合。”

随后，在发表于1994年的《计量经济学》期刊上的名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的识别和估计》的文章中，Imbens与Angrist共同开创了一种称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简称为LATE) 的模型。该论文向大家展示了如何从观察数据中得出因果推断。

两人研究了自然实验如何能够成为评估观察研究干预措施的因果效应的工具。自然实验是指使用真实世界中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而不是受控条件下的特定事件来进行的实验。因为受控实验可能成本高昂、非常耗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不道德的。

该模型对计量经济学和其他统计学领域的研究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Imbens的一些论文被列为1990年代引用最多的经济学研究。Imbens在2015年与Donald B. Rubin合著的名为《统计、社会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因果推理》的书中，总结了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通过利用自然实验，LATE模型能够帮助Imbens和其他人研究因果现象并解决公众和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例如，为了研究非劳动收入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他与哈佛大学的Donald Rubin以及达特茅斯学院的Bruce Sacerdote一起，对马萨诸塞州玩彩票的人进行了调查。在那里，彩票中奖者的奖金是逐年发放，而不是一次性发放的。正如Imbens解释的那样，这与有保障的基本收入非常相似。通过研究中奖者和未中奖者的状况，学者们可以推断出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与劳动力供给的因果关系。

他们发现这虽然对劳动力供应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工作量。“在没有做过实验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劳动力供应的因果关系。” Imbens说。这可以帮助政策领导者了解联邦或州政府的各项援助计划的影响。

“我们用它作为工具来估计非劳动收入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这是设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Imbens说。“它确实展示了如何在现实环境中使用这些方法获得可靠的结果。”

在另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Angrist与已故的Alan Krueger一起使用LATE模型来检验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他们发现，根据义务教育法要求在学校多呆了一年的学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周一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Imbens还提到了他的合作者Alan Krueger的遗憾离世。“Alan Krueger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曾与David Card、Joshua Angrist以及我全都共同撰写过论文的人，可惜却过早地离世了。” Imbens说，“我们都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在这里与我们分享喜悦。”

 

 

开创新的方法论

 

Imbens曾与政府部门和制定政策的决策机构合作，设计和评估了教育和劳工等领域的许多经济政策及干预措施。“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能够对这些方法感兴趣。” Imbens说。

但是，Imbens和Angrist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需要时间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他们在1990年代初期刚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这种非常规的方法几乎没有人感兴趣。Imbens现在认为这可能恰恰是因祸得福。“我想那对我们来说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来真正深入思考这些事情，而不会被他人的看法所干扰。” Imbens说。

他说，那时候他也会觉得“有点孤独”，但有Angrist作为同事，以及他在哈佛大学以前部门的其他同事，包括Rubin和已故的Gary Chamberlain等，都使他获得了很多支持。

Imbens是他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的好朋友。在Imbens与Susan Athey的婚礼上，就是由Angrist担任伴郎，Susan Athey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2000年代初，当Imben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他和Card也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并在工作结束后一起喝一杯。Imbens说，在这些深夜的谈话中，他从Card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

“能与他们两人分享这个奖项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Imbens说。

 

帮助其他研究者从数据中学习

 

自从近30年前与Angrist一起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以来，Imbens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向该子学科。

其中一名学生是现任经济学博士生Michael Pollmann。他与我们回忆起Imbens发表过的一条让他印象深刻的评论。

“他说，当我们的研究中有一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时，那是最有趣和最伟大的部分。它揭示了我们仍然可以学习的东西，以及我们可以在哪里帮助其他人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Pollmann说，他目前正在研究如何考虑数据的空间性质。

他补充说，作为研究人员和导师的Imbens已经向包括他的学生在内的其他人展示了，应该如何使用他们已经拥有的数据来回答现有问题。

“他通常会采取这种两步走的方法来学习那些我们仍然需要学习的东西。一旦你知道你仍然需要学习什么，下一步就是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 Pollmann说。

虽然Imbens的大部分奖学金都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上，但他仍然会强调对世界进行经验性理解的重要性—他也试图向学生灌输这一点。

“我试图向我的学生传达，进行好的方法论研究的方法是真正与从事实证工作和政策相关事情的人交谈，这样你就可以确保你正在做的方法论工作将被使用并且与分析数据的人员相关。” Imbens说。

 

 

“他获奖啦”

 

周一早上，Imbens的17岁的儿子Carleton Imbens在接到来自瑞典的跨大西洋电话通知他们父亲获得诺贝尔奖后，描述了他们家中的场景。

“我在凌晨 2:30左右醒来。每个人都在跑来跑去。” Carleton Imbens说，“我妈妈跑进我的房间，很快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那时候，我也不太确定今天都会发生些什么，所以我想我应该回去睡觉，因为早上还要上学。但是很快就发现，这好像不太可能了。”

Imbens的妻子、同样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的Susan Athey后来告诉他们的三个孩子，“你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还要去上学。”

Imbens的孩子们已经从每天家庭晚餐的谈话中了解了很多关于他们父母工作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想谈论其他类型的科学，但偶尔也会让父母聊一聊关于计量经济学的话题。” Athey说。

因此，当Athey打开房门并简单地告诉她女儿说：“他获奖了”的时候，她立即知道她母亲在说什么。“我们一直在关注诺贝尔奖，但并不认为我父亲真的会得奖。” 10岁的Sylvia Imbens说。

Athey说，尽管被突然吵醒，但孩子们很快就兴奋起来。“我的大儿子跑来跑去想要找一根延长线。我的小儿子听到门铃响起时立刻去打开门，想要请每个人喝咖啡。”

小女儿Sylvia Imben说，虽然她对父亲的研究细节并不是很了解，但清楚地知道他投入工作的时间。“我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努力，所以能够得到认可让他感到非常高兴。” 她说。

Athey说，看到孩子们为父亲感到这么自豪，真是太好了。“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爸爸，花了很多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看到他们有多兴奋真的很有趣。” 斯坦福商学院技术经济学教授、SIEPR高级研究员Athey说。

 

Imbens出生于荷兰，曾就读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和英国赫尔大学。

他1991年自布朗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1990年至1997年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并于2006年至2012年再次任教，随后加入了斯坦福大学。他还曾于 1997年至2001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教授，并于2002年至200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他还拥有圣加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Imbens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荷兰皇家科学与人文学会，荷兰皇家科学院以及美国统计协会的院士。他的妻子Susan Athey也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曾于2007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