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ces of Stanford GSB：方爱之，MBA ’10，真格基金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结识想要做出改变的，有趣的人。”

20多岁时，方爱之在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部度过了高强度的两年，帮助甘肃农村开办了一所学校，并组织了一次中国文化节活动。这段时期的经历令她意识到自己并不热衷于金融，但是也没有确定是否投身于非营利相关的行业。

方爱之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的西城中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在斯坦福商学院获得MBA学位。她觉得是斯坦福商学院唤醒了她新的职业选择，并教会她相信自己的直觉。在斯坦福商学院两年的个人加速成长让方爱之更加相信自己，也更相信自己所做的决定，她说：“GSB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如今，作为真格基金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方爱之被认为是全球领先的早期风险投资人之一，在福布斯2022年Midas Seed榜单上排名第一。她还在该杂志更广泛的顶级风险投资家Midas名单中排名第12位（也是排名最高的女性）。

在方爱之所做过的投资中，人们经常拿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网站—小红书（RED）与Instagram相提并论。方爱之是在回GSB的途中，认识了该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斯坦福商学院MBA13届校友，毛文超。“他是那种坐在前排总是会举手提问的人。” 爱之回忆道。真格基金的其他投资还包括中国最早的一批人工智能公司 – 云天励飞、依图科技、格灵深瞳等，以及中国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品品牌包括：完美日记、溪木源、内外NEIWAI、观夏等。关于投资完美日记，爱之说道，“当时在中国没有人在做消费品公司，而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方爱之说，她发现感知到一家初创公司中的潜力，然后看着它成长的过程非常令人激动。“当我投资它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想法和一个团队，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但是随着产品的上线，随着想法得到验证，在数百万人开始使用这些产品之后，一种巨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一路上达成的每一个小目标都是令人振奋的。”

你在美国接受了大部分的早期教育，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我母亲于1980年代到美国攻读环境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住在特拉华州。我在六岁那年，独自从北京飞到纽约，去看两年没见的妈妈。那时，我不懂英语，航空公司的空姐带我过了海关。我的名字叫爱之，但当我在纽约车上时，妈妈告诉我说：“现在，你叫Anna。” 我通过反复观看《音乐之声》来学英语，因为那是当时我们唯一拥有的电影。因为我父亲从未在美国生活过，他希望我们回国，所以我在上中学时回到了国内。

你的父亲是中国成功的金融家。那时你觉得这也会是你的职业选择吗？

我爸爸总说：“你的第一份工作会是在投资银行。” 但我不想仅仅因为父亲在这个行业工作就去选择同样的领域。在大学暑假期间，在父亲的推荐下我尝试从事了法律、会计和投资银行等各种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金融，因为它被认为是当时经济学专业毕业生的最佳工作选择。

现在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记忆就是：在截止日期临近时，自己在电脑前坐到腿抽筋，但仍然在不停地编辑PowerPoint，周围还有五个人也同时在工作。制作完美作品的压力如此之大，我们对每个数字都要检查三次，并且最终要达到我认为不可能达到的完美程度。当然还有晚上八点接到电话要求在明早之前上交工作，因此不得不为此通宵达旦。我在这两年中从没有休息过。我记得有一天办公楼因为停电关了，我仍然带着所有东西回到家里办公。

是什么让你留在投行完成了两年的分析师项目？

有好几次我都感觉压力太大，真的很想放弃，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下去。回想起来，我认为凡是打不垮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我觉得在摩根大通工作过之后，我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是什么吸引你回到了国内？

因为当时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中国的。那时我就想，“我为什么要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章？其实我可以回去。” 我希望我职业生涯的意义不仅仅通过投资银行业务来体现。我父亲总是有远大的理想，在这方面我受到了他的影响，想要成为产生影响的一份子。

你是如何与甘肃农村的一所学校结缘的？

我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很感兴趣，想找到一个我可以提供帮助的机会。我父亲恰好有一个大学同学住在甘肃，当时正试图重整当地的一所学校。所以，我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随后又和我那时的男朋友，也是现在的丈夫一起，搬到当地的村庄里住了几个月。那里甚至没有像样的厕所，只是在地上有一个坑。我想要体验和我长大的现代化大都市不一样的中国，并为它们做些事情。

是什么吸引你来到了斯坦福商学院？

我参加了斯坦福商学院在北京举办的一次MBA宣讲会。我意识到商学院并不只是关于金融，还关于如何发挥你的潜力和领导力，并做出改变。

你觉得自己从斯坦福商学院都学到了什么？

形成自己的想法并学会说出来。虽然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不习惯在课堂上讲话，也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刚开始的时候，我强迫自己每节课都要举手发言一次。然后我上了“Touchy Feely”[人际关系动力学]课程。在这门课程中，你将学会体会自己的感受，并与一群人一起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在那堂课上克服了很多个人的不安全感。到快要毕业时，我每节课都能轻松举手五次。

你是如何进入真格基金的？

在斯坦福商学院求学期间，我是华人学生社团的负责人，而就读2011届MBA的胡丹是比我晚一届的社团主席。我想他当时应该对我印象不错，觉得我很有条理并且是个好领导。毕业后，他到红杉资本中国工作，并参与了著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的项目。红杉中国帮助徐小平将个人天使投资制度化成为了一支基金，这就是真格基金。那时，胡丹找到我说：“你有兴趣和徐小平一起做这个孵化器吗？” 我说，“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孵化器。” 但我觉得徐小平很知名，是一个有远见也有很多想法的人。我与他见面后，他也很喜欢我。所以，我在29岁时接受了这份工作。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份工作。

是什么让你知道这份工作适合自己？

我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家做背包旅行的初创公司，它太有意思了，我非常喜欢它。我问自己：“我们要投吗？我们不要投吗？” 在工作的头几年，我的工作就是与所有这些初创公司的创业者讨论他们的想法，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付钱让我做我最喜欢的事情。这与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契合，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投资初创公司有某种利他主义的成分是我喜欢的。人们需要帮助才能起步，而你是第一个真正相信他们的人。

作为投资者，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结识想要做出改变的、有趣的人。从消费科技到人工智能再到生物技术，如果我被创始人打动了，就可以爱上任何一个领域的想法。有人说我对创始人有很好的直觉，这是我从徐小平那里学到的。我们试图将这些直觉理论化，成为可以教授给团队的科学。我们甚至曾经运行过一个回归公式来测试我们的观点。

成为一名女性风险投资人有什么明显的挑战？

我真的很幸运。实际上，国内在投资方面，尤其是在风险投资方面，有很多女性榜样。一些最好的投资人都是女性，比如斯坦福商学院05届MBA校友龙宇、以及徐新、陈小红、卢蓉和王琼。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一直将她们视为自己的非正式导师。当我开始组建家庭时，又将目光投向那些身为母亲的同时也能兼顾紧张工作生活的女性榜样们。

与在美国工作相比，你觉得在国内的优势是什么？

如果我在美国，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这个机会。如果美国红杉资本试图启动天使基金，他们会选择29岁的Anna Fang来管理他们的合伙企业吗？当然不会。那时候天使投资在中国还很新鲜。

你认为下一步的科技发展趋势是什么？

在过去十年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较易实现的想法都已经变成了现实。但下一步会是什么？是否会出现像当初创造了下一代消费科技公司热潮的重大转变？它可以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任何下一个层次的体验中。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通过ChatGPT、卫星、核聚变和mRNA药物见证了许多领域的技术突破。我认为我们将在未来十年看到更多由技术驱动的深层变化。但我并不预测未来，我只是跟随创业者的脚步。当你最初找到它们时，通常会比它们流行起来的时间提前一到三年。如果某样东西变得流行，而我的投资中还没有包括它，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对想要从事类似职业的学生或毕业生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是，你的职业应该是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我认为斯坦福商学院可以让你保持理想主义的部分。